环球时报
能源外交通常包括两个层面：以能源为武器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通过外交运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能源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外交资源，国际能源活动越来越多地在外交层面上运筹，能源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货币”，其地位在迅速攀升。中国的能源外交起步较晚，亟待发展完善。
能源输出国将更多地动用能源武器
能源输出国越来越倾向于以能源作为战略武器谋取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能源输出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或者控制他国的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活动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能源已成为其增强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谋取地缘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对这些国家来说，能源武器的威力足可与核武器相提并论，甚至比核武器更具价值。这是因为，能源武器既可用于威慑也可用于实战，既可用于战略行动也可用于战术行动，既可用于打压也可用于诱拉。
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输出国采取减产保价的统一行动，给发达工业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可以视为能源输出国运用能源武器谋求战略利益的重要实践。
今年年初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争端中更是把能源武器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展现了能源武器的巨大威力，突显了俄“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特殊影响力。正是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滚滚而来的能源外汇，使俄罗斯外交增多了几分“底气”、“硬气”。俄罗斯主办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将能源作为主要议题，目的也在于进一步强化其在能源外交方面的优势地位。西方舆论评论称，油气已成为俄罗斯新的“地缘战略武器”、“外交货币”。一定意义上讲，能源已与核武器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支撑大国地位的两大柱梁。
伊朗在核问题上姿态强硬，重要依托之一即是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拉美小国委内瑞拉敢于向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叫板，其底气也主要来自丰富的油气资源。中亚国家能够在各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多方获益，主要也是依靠能源优势。
从趋势看，能源输出国今后在国际关系中可能更多地动用能源武器。这必然对国际关系产生新的冲击，甚至可能引起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动。这种情况也将使得国际能源交易更多地具有外交特性。
能源进口国越来越重视能源外交
能源进口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交运筹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对能源进口国来说，能源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甚至国内稳定。为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能源运输的安全性，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外交活动纵横捭阖。进口国为获取能源既可能对出口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也可能在其他利益方面做出重大妥协。进口国之间为能源利益既可能激烈竞争，也可能积极合作。能源问题不仅搅得各国政府官员、企业界四处奔走，而且牵动着千家万户百姓的神经。能源问题已成为进口国的重大战略问题，其对外能源合作越来越具有战略合作性质。
美国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遏制他国的快速崛起，将控制全球油气产地和输送网络、操纵国际油气价格作为战略性任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之一即是控制伊拉克油气资源；向中亚和里海地区渗透、建立军事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该地区油气资源丰富。美国强大的海军部署在世界各个战略要地，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控制全球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美国炒作“中国能源威胁论”，对我与非洲、拉美国家开展能源合作说三道四，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亦与控制中国崛起的能源命脉有关。
其他能源进口国也都高度重视能源外交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能源需求而展开积极的外交运筹。为了得到俄罗斯石油、干扰中俄石油合作，日本从首相到政府要员纷纷出动，在中俄石油管线问题上搅局，表现出日本国际能源活动极强的国家外交属性。欧洲大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之所以放不开手脚，亦与其对伊朗油气的严重依赖直接相关。中国和印度为了避免在获取能源问题上恶性竞争，同时出于深化国家关系的大局考虑，从外交层面上积极展开能源合作。印度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解决伊朗油气过境问题亦是一重要促动因素。
中国亟待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能源外交战略
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旺盛，而在国际能源活动领域中国又是一位后到者。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能源外交对于中国更显重要。而中国能源外交迄今仍处于有实践无理论、有行动少协调的状态。
中国首先需尽快制定能源外交战略。能源外交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战略作指导。一个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的大国，更需要能源外交战略。从理论体系讲，能源外交战略与能源发展战略是能源战略的两大分支，而目前我们仅有能源发展战略而无能源外交战略。
其次，需尽快形成能源外交协调机制。能源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自方方面面，既包括国家高层领导、政府外交和经贸主管部门，也包括能源企业甚至学术机构。要形成整体合力，必须建立相应协调机制。
其三，需尽快提高能源企业的能源外交意识。我国能源企业的能源外交意识比较淡薄，突出表现为在国际能源活动中往往就能源谈能源，较少考虑能源活动的国际宏观环境、对象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国内局势、民族文化，更缺少与国家外交部门的主动协调。我国能源企业领导应更多地关注国际战略问题，应充分利用国际问题研究界的智力资源，在决定对外投资、海外企业并购等重大行动前，认真听取他们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