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
3月5日，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2005年，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这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既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包括“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前者的内容共计346个字，后者的内容共计167个字。
国有资产流失之辩
3月6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职工之家，敲开了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联副会长朱开友的房门。
一摞资料堆放在房间里的一张床上。最上面的是一份打印资料，文章的标题是：国资委官员说国资流失现象比郎咸平说的还要严重。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而且准备在发言时谈这个问题。”朱开友说。
2004年夏天，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令人记忆犹新。也成为出席此次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近年来，在各地方政府的率先推动下，国有资产开始从更多领域大规模退出，活跃在各地国有资产产权并购活动中的民营企业格外引人注目。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大讨论中，民营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主要嫌疑对象。
“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资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恐怕很多流失的问题并非出在买方上，而是出在卖方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尖锐地指出。
“其实，国有资产到底有没有流失，是有标准的。只要是在公开、透明、规范的过程下，通过竞价产生的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3月2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周放生告诉记者，国企改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为了让企业能够长期发展，因此，价格并不是决定是否转让的惟一因素。而是谁有资源，谁有能力把企业搞好，尤其是谁能将职工安置好。
“国有企业改制要实行股权多元化，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因此必需要有其他的经济成份参与其中。这些其他经济成份包括：外资、民资、已经改制的股份制企业及企业管理层、职工四类。无论那一类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只要不规范运作，国有资产都有可能会流失。”周放生说。
究竟谁受了歧视
2004年的宏观调控，让许多民营企业有了一种“倒春寒”的感觉。朱开友虽然也感觉到了压力，但他却乘此机会将企业的整个产业重新梳理了一番。
朱开友的另一个身份是四川汇源科技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汇源科技现在的方向是做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在去年的宏观调整中，我停止了与这三个行业无关的其他业务。其中包括钢结构，药业等行业。”朱开友说。
汇源的所谓“新型工业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事IT产业，光缆光纤产业。二是从事电力系统中的电器产业。第三，从事矿资源产业。
“我们民营企业有一种担忧。虽然国家对民营经济非常支持，也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执行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偏见比较深，所以，我们一方面觉得前途光明，可一方面又觉得有思想包袱。”朱开友坦承。
朱开友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国有企业一旦遇上问题，可以通过各级国资委想办法去解决，而民营企业遇到再大困难，除了依法起诉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协调。
“这种说法不对！”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冶金集团公司总经理阎鑫元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民营企业遇到问题可以去找政府主要官员。而国有企业只能找部门。我们的切身体会是，省里一个比较大型的国有企业要见省领导是很难的，但是一个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要见省领导是非常容易的。”3月7日，阎代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现在的体制，到底是部门容易解决问题，还是领导更容易解决问题呢？”阎代表问记者。
阎鑫元说，现在有一种观点总认为民营企业受到了歧视。这种观点在80年代，90年代初时，显然是对的。但是到了今天，除了一些特定的行业，民营企业受到相对的限制外，在更广泛的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反而在地方政府眼里是受宠的。
“我对一些企业做过比较，同类型的、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法定税负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税负，国有企业要比民营企业高出一两倍。”阎鑫元说。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和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在体制上完全不同。你要求政府公平中立，那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应该。国有和非国有之间，国家的制度安排肯定站在国有企业一边。我们想把政府从出资人和监管者两个角色分开，但不可能。但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趋向收入最大化了。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况，非国有企业给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地方繁荣的贡献更大，而当地的国有企业，其收入主要交给中央财政、国税，主要行为听从中央安排。那么，地方政府从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考虑，没准就会偏向当地的民营企业。”经济学家刘伟说。
